国家通过这样的表现形式来宣布这个国家主权的某些特色或者这个国家的某些性质。

其次，提供解释的依据与启示的源泉。对于基本权利的侵害来源，我国宪法并没有区分国家侵犯和私人侵犯，因此，保护功能和防御功能应当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

受人权宪章这一条文的启发，魁北克民法典第1457条规定 ：任何人均负有义务以不损害他人的方式，遵守依据情势、习惯或法律为其施加的义务。中国宪法于2004年引入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条款，这是我国宪法在人权保护问题上取得的重大进步：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庄严承诺意味着国家既负有尊重人权、不干预个人行使基本权利的消极义务（防御功能），也负有以立法等手段来保护人权、促进其实现的积极义务（保护功能）。法律不仅是一种地方性知识，适用于特定地域的特定人权，它也是一种时代性知识，必定打上特定历史时代的烙印，回应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的需求。由于人格权包含了人之所以成为人的、与人不可分离的全部必备要素，民法人格权中的部分要素同样成为了宪法基本权利所保护的对象，如人格尊严、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私生活保护等[17]。由此，民法典与凡尔赛宫、马赛曲一样，成为法兰西民族集体的记忆之所）[3]。

1919年的魏玛宪法第一次比较系统的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然而，这些权利在司法上却不具备可诉性。第110条等字表明，列举是非封闭性的，未来可以根据实践的发展，法律承认新型的人格权。经由对系争法律的无效性的（宣告）确认，联邦宪法法院废止了有效性的法律外观（Rechtsschein der Gueltigkeit），包括提出请求所主张规范的拘束力。

倘若表面上提出申请的整体人数符合法定人数的要求，但构成这一整体的却是数个相互独立且均未满足法定人数的要求的申请，则不能认为符合规定。关键词:  抽象规范审查 客观释明利益 法规备案审查制度 引  言 在西欧型立宪主义宪法中，违宪审查制度作为宪法保障制度发挥了最为重要的作用，[1]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28]和联邦政府一样，州政府也应以内阁决议方式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申请。作为联邦国原则具体化，基本法第28条第1款确立同质性原则。

修正前的《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规定，1/3以上的联邦众议院议员可以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与具体规范审查之限于行宪后施行的形式上的制定法不同，抽象规范审查涵盖行宪前后施行的各级联邦法规范和州法规范。

[114]此处所指州法包括联邦的法规命令（Rechtsverordnung）。联邦宪法法院强调说，其他机关，虽然没有执行系争法律的高权，但可以经由逾越或者不遵守系争法律的方式而不予适用，而这业已构成了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称之不适用。[61]不过，通说认为，尽管从法释义学的角度看，法官造法并不具有规范性，但在法律实务中，一般将其视为规范并予适用，此外，法官造法未必比制定法更好以至应免受审查。（三）申请理由 客观释明利益作为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理由或者实体裁判要件（Sachentscheidungsvoraussetzung）是由判例确立的。

马岭教授主持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宪法实施制度的改进与完善的阶段成果之一。联邦宪法法院在1952年4月5日作成的7.5%之门槛条款案判决（7,5%-Sperrklausel）中就已明确指出，对于作为主观程序的宪法诉愿而言，须有明确的被申请人才具有合法性，而对于作为客观程序的抽象规范审查而言，申请的合法性则不须以有明确的被申请人为必要。[96]在德国而，只要系争规范现行有效或者依然对外发生法律效果，且有充分迹象表明，有必要在客观释明利益的框架下对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就可以提出审查申请。首先，在没有具体案件争议的情形下，要求联邦宪法法院对规范的合宪性进行抽象审查，表面上似乎扩大了联邦宪法法院的权限，但是，在进行审查时法官不得不作相当的抽象臆想并假设可能情况，而人的智虑有限，对某些问题难免力有不逮，一旦决策失误则不免损害司法权威。

[126] 但是，在如下两种情形下，尽管只是系争法律或者规定部分违反违宪，联邦宪法法院仍使违宪无效宣告及于系争法律或者规定全部：其一，一旦将违宪部分从系争法律或者规定中删去，则剩余部分虽然与宪法不发生抵触，但却无独立的意义。合宪性解释系指，如果一项法律存在多项可能解释，其中一些违宪，一些合宪，则不能认为该规范是违宪的。

司法充任咨询机构可能导致的宪法问题，可见张翔：《功能适当原则与宪法解释模式的选择——从美国禁止咨询意见原则开始》，《学习与探索》2007年第1期。[68]联邦宪法法院在地方选举-门槛条款第1案判决中明确指出：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和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都包涵了同样涵义，即，只有存在客观释明利益（objektive Klarstellungsinteresse）才有申请权（Antragsbefugnis）。

[133]根据该规定，联邦宪法法院有权根据联邦参议院、州政府或者州议会提出的申请，就制定法是否符合同年修订的基本法第72条第2款进行审查。邦国宪法中的基本权利首先是指导性原则和任务，而不是基本法第1条第3款规定意义上的具有直接拘束力的的法律。州政府得针对联邦法律和本州法律提起之，在存在相关性的情形下，亦得针对他州法律提起之。不过，如果其为《基本法》第79条第1款明文纳入基本法的文本中，则亦构成基本法的组成部分。文章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7年第5期，第97-120页。之后《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条第1款也作出相应的调整。

抽象规范审查的说明理由也无期限的限制，为此，得以一系列的申请书状为之。从属于联邦的公法上之自治协会、法人、营造物及基金会为了管理自己的事务基于自治权制定的规章。

[75]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受理还应满足如下要件：就联邦法或州法的合宪性或者州法的合联邦法性而言，存在意见分歧或者疑问。[127] （三）吁请判决 吁请判决（Appellentscheidung），或者警告性裁判，与合宪性解释一样，是联邦宪法法院在实务中发展出的一致性宣告的特殊类型，二者均不能从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中找到相应依据。

Schlaich/Korioth, Da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 Stellung, Verfahren, Entscheidung, 10. Aufl., C. H. Beck, 2015, 129 f. [102] Maunz. Art. 93, in Maunz, Lfg. 33, Rn.21. [103]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63. [104]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7, 25f. [105]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7, 25-26ff. [106]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92, 525f. [107] Graßhof, in Burkiczak/Dollinger/Schorkopf(Hrsg.),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76, C. F. Müller, 2015,  S.1152, 49f. [108]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64. [109]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45页。[39] 各申请主体分别得针对下列对象提出审查申请：联邦政府和联邦议会得针对联邦法律和州法律提起之。

就滥用诉讼权利行为——尽管鉴于申请人的特殊范围，这似乎不太可能发生——而言，可以类推适用行政法院法的除斥规则（Praeklusionsregeln）。或许因为德国的抽象规范审查程序在实践中取得了巨大成功，俄罗斯、拉脱维亚、波兰等一些欧洲民主转型国家在设立宪法法院时也引入抽象规范审查制度。毫无疑问，就宪法法院制度的确立而言，凯尔森无疑居功至伟。[53]窃以为，此一理解有误：该意义上的法律其实已为联邦法所涵盖，无另行讨论的必要。

（2）依《联邦宪法法院法》的立法史以及事实，其最初版本已经就法律草案规定了某种形式的预防性规范审查，即，联邦宪法法院可以就尚未完成公告的法律规范作成法律鉴定意见，并且对尚未公告的法律规范（草案），可以将之作为立法行为的争议，经由宪法机关之间的机关争议而进行某种形式防御性的规范审查，无须再行规定预防性抽象规范审查。就文义而言，第76条第1款第1项就申请人应于何种强度上认定系争规范与上位规范不一致未作规定，易言之，申请人可以主张系争规范与上位法不一致，同时承认自己不十分坚持这一立场。

在对预算法的抽象规范审查的框架下可以对国家对政党的资助的可容许性进行审查。[57] BVerfGE 90, 60, Rn.96. [58]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23. [59] Vgl. Benda/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Aufl., C. F. Müller, 2012, S.282, 677f. [60]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84, 502f. [61] Vgl. Benda/Klein,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3.Aufl., C. F. Müller, 2012, S.282, 677f. [62]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84, 502f. [63]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12. [64] 施启扬著：《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85-186页。

依照基本法第124条和第125条而被视为联邦法的宪法施行前的法律也可以作为州法的审查依据。在这种情形下，不适用法定代理的规定，即便议会党团主席也不能因其职务而取得代理资格。

[120]此外，如果一项旨在废止先前行之有效的法律的法律被宣告违宪无效，则在其被宣告无效之后，旧法将恢复效力。[111] Lechner/Zuck,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gesetz Kommentar, 7. Aufl., C.H. Beck, 2015, S.518, 27f. [112] BVerfGE 1, 14, Rn.77. [113] Christian Tomuschat：《作为其他国家宪法法院比较对象的联邦宪法法院》，载Peter Badura、Horst Dreier主编：《德国联邦宪法法院：五十周年纪念文集》（上册），苏永钦等译注，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10年版，第287-288页。此外，此处所称意见分歧，尤其是疑问，必须是具体的、非单纯理论上的意见分歧或者疑问，唯有如此方有客观的释明利益（objektives Klarstellungsinteresse）。在这种情形下，德国的抽象规范审查制度也日益受到学界的关注。

根据《联邦宪法法院法》第23条第1款的规定，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提出，应以书面形式为之。学理上所列举的作为抽象规范审查对象的批准法专指批准国际条约的法律。

这在当时的法律草案中已有体现，而且1926年的德国法学家大会对此也提出了主张。申请人的程序性权利，取决于客观上是否存在释明系争规范与联邦法或者宪法的一致性或有效性的需要。

与联邦宪法法院就基本法第100条第1款所作的判决相反，将一般法律以下的法规范纳入抽象规范审查的对象范围之中表明，在抽象规范审查程序中审查对象不限于立法机关制定的法律。其中，其他联邦法系指全部联邦法律。